初 春

自由鸟

　　我得承认这是在回忆。
　　我知道自己现在的年龄和“回忆录”这种文学样式毫不搭界，可我还是充满激情地投入到了其中。我不否认这种形式能给我带来很大程度的快感和冲动，但这些绝不是支撑我的全部根源。
　　当那段回忆铺开时，我眼前便闪显出一片初春的绿野。我的学生时代在春天里有着相当大的比例。那段回忆里，天真和幼稚就象某个庆典活动中放飞的气球一样，在思绪的上空不停地飘荡。
　　那时我经常旷课。不是一个人躺在后山软软的草地上睡觉，就是拉帮结伙去老师看不见的地方抽烟。现在想起，当时抽烟没有什么固定的理由，不过是为了“好玩”。那时所做的很多事都只能用“好玩”来解释。真正的烟鬼要由无尽烦恼和钞票才能培养出来。这两样正是当时的我和朋友们所最缺的。
那时候，学生的午饭大部分都是在学校里吃。有买饭的，有带饭的，还有象我这样把家长给的饭钱买了烟，而不得不遵循“有把勺子就饿不着”原则的抢饭者。凡是遵循这种原则的同学，每人都在上衣口袋中插了一把锃亮的勺子。这在校园流行插钢笔的学生中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别人都称这道风景的拥有者为“插勺族”。
每到中午，这道风景便开始到别人的饭盒里去发挥威力。它的威力足以使我们除烟之外不带任何食物。可好戏不长，学校在那年春天开始流行甲肝，带饭的同学也随之少了一大半。这个大缺口，足以使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抢饭者饿得两眼发绿。最终，我们插勺族做了让步，各自都从家里带出了饭盒。
让我们的风景到别人的饭盒里创出一番天地的习惯，却不是一日就能改变的。流行病的风头一过，大家又开始行动起来。于是又是风景这里独好。风景只有自己欣赏时，才感到它的美丽。让别人欣赏时，就不是滋味了。自己的饭盒被别人侵略的滋味确实不好受。尽管饭盒里的东西不是自己身上的肉，可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别人的勺子下钻进另一张嘴，被另一副牙齿大肆地咀嚼，心底所涌出的悲痛决不亚于剜走自己身上的肉。
连日征战久了，大家也就对此感到厌倦，决定各自为营井水不犯河水。可相安无事没几天，习惯又在意识里做起怪来。于是一些既能侵略别人又能使自己免受灾难的招式便想了出来：先吃光自己饭盒中的精华，再到别人的饭盒中去显威。这个花招得逞了没几次，全体同学就都掌握了。一到中午，我们班里简直就象在进行联合国速食大赛，一派风卷残云的风光，人人凶猛个个彪悍。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两个人在此刻抬头望着天花板，并用手拼命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，噎的。
　　这个花招不再称为花招的时候，新的技术便诞生了：把自己所带食物的精华全部藏在饭盒底部。一开饭盒，白花花一片，让人一点食欲也没有。不过时间一长，这一招儿也被大伙儿给推广了。这时我又发明出了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战术：一打开饭盒就先在上面吐几口唾沫，吐唾沫的方法必须是声音很响洒播面很广让别人很恶心的吐法。
这种方法一经推出立刻风靡全班。此后的几天里，每到中午我们班里就会窜出响彻整个走廊的吐唾沫声，这声音足以让任何一个不知情者以为这里是一处新增设的厕所。
　　
　　

自由鸟

我之所以肯不惜笔墨地描写上面这些冗长而不切题的东西，只不过是为了让岳瑛的出场显得隆重一些罢了。
　　我觉得她的出场应该隆重，事实上她在我面前所晃动的每一道身影都是那么得轰轰烈烈。

　　一切都是从那样一个中午开始发生的。
　那是一个母亲用蛋炒饭加红烧肉做我午饭的中午。在开启饭盒时，由于我的不小心，饭盒被扣在了地上。顿时，雪白的米饭泛着鸡蛋的金黄铺了一地，上面还零星点缀着几块半肥半瘦的红烧肉。地上很脏，纸屑遍地灰尘压面。气得我大骂，这是谁扫的地？怎么这么不干净！
马上有人在身后告诉我，地根本就没扫，因为今天是我值日。
　　饭盒落地的响声让班里的不少同学睁大了眼睛，那些眼睛无一例外地流露出了同情。与此同时，那些眼睛的拥有者也不约而同地往饭盒里吐唾沫，生怕自己成为一个同情朋友而吃亏的人。尽管如此，他们还都摆出一副很仗义的模样招呼我，吃我的吧，吃我的吧！一边说着一边大口往饭盒里吐着唾沫，那种声音很响洒播面很广让别人很恶心的吐法。
　 吐唾沫声中，有一个女孩的声音在叫我，魏杰，你到这儿来。
这声音使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了意外。我们插勺族臭名昭著的旗号，向来都是让女孩子退避三舍的。犹豫片刻之后，我还是朝那个女孩走发过去。因为在心底，除了母亲让买煤倒拉圾以外，我对女性的要求还从来没有拒绝过。
什么事？我微侧着脑袋，把一副大无畏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至。
　　你吃我的吧，我这儿也有红烧肉，我带得挺多，自己吃不完。那女孩把饭盒朝我的方向推了推。
　　随着她的动作我呆了呆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对于这个刚从外校转来的女孩，我除了知道她叫岳瑛，而且和我同桌之外，再一无所知。
　　你过来呀，还怕我吃了你？她掩嘴笑起来，边笑边把她的勺子递给我。她有一双很美丽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有着三层眼皮。
　　我走到她的座位坐下，把自己的勺子在她面前晃了晃，我的勺子足有她的两倍那么大。我对她说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
这顿饭结束的时候我很尴尬，觉得这很不好意思。对我来说，那个中午已经超出了它的实际意义。在我记忆中它象一道流淌不尽的清泉，每时每刻都弹奏着动听的乐符。
　　你吃饱了吗？她问我。
　　吃饱了。这声音小得连我自己都听不见。
她朝我笑笑后去刷饭盒，我的勺子也被她拿走了。直到她走开很久，我脑袋里还在放映着她那动人的笑容。
　　勺子是她在下午上英语课时还给我的。当时我趴在桌子上睡得正香，朦胧中有人推我。醒来后，我看到她坐在旁边盯着我。她把勺子还给我时对我说，要认真听课，如果你能认真听课，明天我就再请你吃红烧肉，你可以再让饭盒掉在地下。
　　我接过勺子后立刻睡意全无，摆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把那节无比枯燥的英语课听完。虽然她明白我的聚精会神都是装出来的，可还是对我报以了赞许的目光。
　　第二天的红烧肉我却没有吃成，这是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天。
　　这天无疑是我对“失望”一词理解最深刻的一天。整天我都难受异常，连午饭母亲所做的“鱼香肉丝”也没能让我舒服一些。这可让全家吃惊不少，大家纷纷采取了应急措施，又试体温表又翻医学书。最后邻居三姑做出了诊断：胃酸过多引起的厌食症。
结果，我应该吃的红烧变成了一大堆药丸药片。
　

自由鸟

我第一次获得和女孩拉手的感觉，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当时的那种感觉绝不同于现在和异性握手，虽然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表示礼貌的行为。但当时那种从手指将激动加剧后输送到大脑的炽热，却是我以后无论怎样都无法重现的。那种感觉就象踏上通往天堂的楼梯一样，而且是电梯。
　　最初的炽热来自一个下午，一个全是英语课的下午。
　　教我们英语的是班主任刘老师。他是英语老师，这不仅我们班的同学知道，外班的同学也知道，凡是和他一同上过厕所一同下过楼梯的人都知道。他嘴里时常念着几句中国人不懂外国人也糊涂的外语，而且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。
　　上课时，教室里乱得象个菜市场，说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。最终，连他这个长期在噪音中生活的人也受不了。应该指出，他在教学方面是一个失败者。失败的原因是他对和自己工资没有关系的学生根本就不负责任。那个下午，在被我们出奇的乱所激怒时，他使劲拍了一下桌子，班里立刻安静下来。但片刻安静之后，整个教室便响起了一片秩序井然的拍桌子声。他环顾四周，恶狠狠地问到底是谁不愿意上他的课。话音刚落便站起来了五条汉子，这五条汉子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他们的上衣口袋都插着一把锃亮的不锈刚勺子。
　　都到我办公室去。刘老师看了他们一眼，我抽屉里有四副扑克，你们到操场上去打扑克，自己不听课可别打扰别人。
刘老师布置完任务后，他们都没有动，直盯盯地瞅着我向老师汇报：五缺一，玩不成“够级”（一种扑克的玩法，由六个人组成），再给找一个凑凑数。
刘老师顺着他们的眼光看去，便看到了我。他看着我，又一次大声问还有谁不愿意听讲？一边问一边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。
　　那么多双眼睛的期盼，我怎么能辜负？可就在我准备气宇轩昂地站起时，岳瑛的纤手却从旁边伸了过来，她的手很软也很有力，把已经抬起屁股来的我又重新拽了下来。于是，我面色红润地看着那一双双充满期盼的眼睛，脖子轻盈地摇了摇。
　　我以后的所有勇气和胆量都是从那一刻开始日渐迅增的，我也是从那一刻才有了为达到目的勇往直前不计任何后果的品行。
　　她的手温软滑腻，长长的指头就象葱管般纤长洁白，小巧的指甲又象细玉凝脂般光洁。我牢牢地坐在椅子上后仍握着那双手，整节课都没有松开。她也没有拒绝，只是小声告诉我，别让别人看到。
那一节课，无疑是我上学以来感觉最短的一节课，以前漫长的四十五分钟在如火般的炽热中转瞬而过。
　　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拉女孩子的手，那节课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最永恒最温謦也是最刻骨的回忆。关于这一段的回忆，我每每忆起总是面露微笑，不管何时何地。
　　那时的我是很单纯的。
　　我和岳瑛的关系在这次拉手之后便被划到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里。关于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范围，我现在也无法描述。总之，它区别于同学也不同于情人。那个年龄段的我们当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感情。那一时期所激起的冲动，在现在看来，不过是渴望与异性接触的念头而已。
　　我现在相信，那不过是一段在青春期所必然要翻滚的骚动而已。

　　岳瑛有晨跑的习惯，这在当时是一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一个好习惯。这个习惯我也有，正因为我也有这个习惯，所以才记不清我们俩儿到底是谁先建议一起晨跑的。记不清这一点，也就是记不清第一次在校外的约会是谁提出来的。当然，我提出的可能性要大一些，但鉴于当时我胆小易脸红发育不完全的的特点，她约我的可能也是有的。
联络方法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：我在她家楼下学蛐蛐叫，连叫五声，三长两短。
　　当天晚上的那夜似乎特别长，我连睡好几觉才到凌晨四点。这时我已兴奋得无法再在床上躺着。四点五分我出的门，我向母亲解释如此早起的原因是去练习马拉松，绕市一周。四点十分我在她家楼下学起了蛐蛐叫。这时我才发现清晨的蛐蛐叫在静无人迹的马路上会显得诡秘异常。这叫声在其它纯种的蛐蛐叫声中更是独树一帜。但我忘了她家住在四楼，而且是关着窗户，这点动静她根本就听不到，即使听到，她也无法把我从其它的蛐蛐中辨别出来。

自由鸟

我的蛐蛐叫直学到五点，她仍没有下楼。我的叫声虽然没把她招来，可却招来了一帮子手提电筒的抓蛐蛐者。肯定是大个的，叫了这么半天还不累。几个人说着就朝我这儿搜寻过来。他们一伙儿中的两个我认识，全是我班里的插勺族成员。
　　你也抓蛐蛐？抓到几只了？
　　我刚出来，只听见蛐蛐叫，没抓到蛐蛐人。
　　路边的蛐蛐哪儿有好的？不由分说他们便拉着我入了伙。我本想拒绝，可又怕他们怀疑我半夜站在马路边的动机，就只得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中。临走时我又看了一眼四楼黑暗的窗户后才悻悻而去。这一个黑夜的期盼加上一个早晨的蛐蛐叫都白费了，一切所换来的只是几只不大但却开牙的蛐蛐。
　　上学的时候岳瑛比我晚到。她也是满脸的倦意，一看就知道她昨天晚上也没有睡好。说到早晨的事时，她果然说她一晚上都没怎么睡，就为听外面的蛐蛐叫。可听来听去，除了隔壁她哥哥的呼噜声之外，她什么也没听到。
　　你干什么去了？忘了吗？
　　没有！天地良心！早晨不到四点我就在你家楼下学蛐蛐叫，不住口的整叫了一个小时！
　　我们都知道对方没有撤谎之后便开始检讨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，并制定了下一次行动的方案和联络暗号：我吹口哨，也叫唿哨，手插进嘴里吹出来声音很大的那种唿哨，还是三长两短。
　　我在你家楼下整傻等了一个小时，早晨又有风，我还是一身马拉松的装束，这也太冤了！
　　这样算是对你的补偿吧。她朝我露出了笑容，接着，一只柔软的小手便伸进了我掌中。看着她的笑脸，握着她的小手，心脏的狂跳也就把我的嗓子弄得干干的。她的手很小很软也很热，我把五指叉开挟住她的五指，牢牢地挟住。这时我的脑子里忽然渗进了一个念头：当我们年龄超过婚姻法所规定的年龄后，我一定要娶她，天天就这样拉着她的手。
　　第二天我接着去跑马拉松。这次我在她家的楼下吹起了唿哨，这种响声很大的唿哨在寂静的马路上传出了很远。这次她一定能听得见。事实上不仅她听得见，全楼的人都听得见。靠近路边的几户人家已经亮起了灯，有人开窗在大骂，哪儿来的王八蛋，吆喝起来就没完了，不想让我们睡觉了？旁边又有人开窗，谁他妈的半夜三点就在这儿瞎折腾？找揍呢？
　　岳瑛家的灯亮了之后又灭掉，我知道她就要下楼了，顿时浑身直哆嗦，当然也有风的缘故。
　　她果然在三分种以后下了楼。她和我一样，也是一身马拉松的装束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我也瞅了她一眼，谁都没有说话。这是因为她的身后跟着一个比我至少要高一个头，并且膀大腰圆的小伙子。那小伙子的面目和她长得十分相象，可能是她的哥哥。那个汉子瞪了我一眼，只一眼，我满腔的激情就不知哆嗦到哪儿去了。
这一次的晨跑之约我们都履行了，可都没有达到各自的目的。事后她告诉我：她听到口哨声正准备下楼时，她母亲醒了。当然，她向母亲解释这么早起的原因也是去练马拉松。她母亲这时提醒她楼底有人吹唿哨，这种唿哨通常是街头的流氓们联络暗号用的。出于对她安全的负责，她母亲叫醒了她哥，让已经身强体壮的她哥陪她去练马拉松。
就这样，我们共同所认为的美妙清晨就这样断送了。不仅如此，她为了不引起哥哥对她晨跑的怀疑，真的拉圆了架子跑遍了大半个城市。等到上课的时候，她已经累得浑身要散架了。
　
　　我第一次到岳瑛家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。这一点我的记忆特别深刻，那个星期六下午学校有一个庆祝什么节日的什么文艺演出，不上课。
　　我现在回忆起还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
　　中午一放学我便没命地往家里窜，窜到家里便没命地吃饭，吃完饭后便没命地往她家里窜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多节省下些时间和她单独待在一起。只有中午她的父母才不在家，那个年龄的我最怕的就是女孩的家长。
　　到了她家，情况却有些出乎意料：我俩儿都很尴尬，完全没有在课堂上手拉手那么轻松。她家里的摆设很整齐也很洁净，我俩在洁净的沙发上傻傻地坐着。她给我倒了一杯水，然后我喝水她看书。我一口一口地喝，她一页页地看。除了我们各自的任务谁也没有多说话。我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不能象在学校里一样轻松起来。我一口一口地喝着水，直到水杯见了底还一次一次地举着杯子。她一页一页地翻着早已背熟的杂志，直翻到一页电话号码还是那么聚精会神。
　　这种局面是被音乐打破的。

自由鸟

当她打开录音机让音乐流淌出来的时候，我才稍微自然了一些。这是一种激昂的摇滚乐，在这节奏奇快的音乐声中，我们越来越自然：我放下了杯子她也放下了杂志。我记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在凝视她那如清泉般的有着三层眼皮的眼睛，凝视着凝视着，我就有一种冲动，一种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冲动。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：我想吻她。应该承认，那个年龄中的我对“吻”所代表的精神意义一无所知，但那时我确实有了那种欲望而且还没有加以控制。
最终，我的嘴唇碰到了她的，简单地碰了一下就分开。她的表情里有害羞也有惊恐，这让我在以后的多少年里一直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初吻。
　　事实上这就是我的初吻。
　　就在这时，门口响起了敲门声，并且有个女孩在门口叫着岳瑛的名子。那个声音听起来象是她的好朋友。那时候只要放学和上学一起走就算是好朋友。对于这个好朋友，岳瑛所做的显然是有些不仗义了：她伸出细长的指头放在嘴唇上，做了个禁声的手势。在她手势的作用下，我们都伸长了耳朵去听门外的动静。那个女孩在门口又敲了一会儿门，见没反应就走了。女孩走后，我们俩一起长出了一口气，然后一起趴到窗户上看着那个女孩在楼下横穿马路。
之后，我们又一起重新回到了沙发上，重新布置刚才的气氛，可怎么布也布不到刚才的那个火候。
　　我又一次凝视着她，凝视着凝视着，门外又有了动静。这次不是敲门而是钥匙捅门。门开了，进来的是岳瑛的母亲。她的母亲对屋里坐着一个男孩子颇感意外。我见到她母亲更感意外，于是我说了两句话，一句是“阿姨您好”，另一句是“阿姨再见”。
　　我贼一般地逃下楼，贼一般地穿过马路，贼一般地窜进学校的礼堂，坐在舒服的躺椅上心还在砰砰跳动。
　　演出开始的时候岳瑛才来。她坐在离我不远处，坐在她的好朋友的旁边。我隐隐听见那个女孩问她了一句什么，她回答了一句，我太困了，开着录音机就睡着了，你敲门我没听见。
　　那天精彩的演出我看得索然无味，这是中午的难堪在做怪。其实细细想来，那并不能算什么，可我却莫名其妙地有一种犯罪感，这种感觉冲击得我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。
　　那天过后，我们谁也没提中午被她母亲“抓贼见脏”的事。对于那个中午所发生的一切，我都把它们埋了起来，埋得很深很深。

　　我的回忆在很久以前是没有季节的，那种无季节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岳瑛的出现才消失。她的出现让我的回忆变得春机盎然，于是我知道春天到了。但春天总会过去，于是我又知道，冬天还会再来。
　　那天，插勺族的战友高明在我桌前神秘地跟我说，我这有好东西，正宗白良友，第二节课去后山，一人两根。
　　我点头，我要三根，咱是什么关系？
　　行。他也点头，不见不散。
　　在三毛八分钱一盒的蓝金鹿都得算是高级烟的当时，“白良友”级别就相当于现在的海洛因了。其实我们插勺族当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烟鬼，一切对香烟的渴望都是装出来的，装给别人看的。如果不是我们团伙聚集在后山，而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分散开，那样无论是谁分到一整盒的“白良友”，也不会有任何的兴高采烈。我们抽烟纯粹是一种孩子为了摆摆威风逞逞能的活动。如果“白良友”的烟盒里装的不是“白良友”而是“蓝金鹿”，我们插勺族的成员不看外表单凭口味，那是谁也不能分辨出来的。
　　遇上一个能够逞逞威风的机会，我自然不能放过。可在我旁边的岳瑛却不答应，她拉着我的手使劲儿拽，边拽边说，不准你去，不准你和他们一起去抽烟，抽烟就是慢性自杀。
　尽管我知道她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，可答应朋友的事怎么能不去？况且还是去干一些“英雄们”干的事。我冲着她说，这事你别管，我是男人，男人总得干点儿男人的事，你们女孩子知道什么？
　　怎么样你才能不去抽烟？她问我。
　　除非……我忽地笑出了灵感，除非你做我老婆。
　　她红着脸甩开我的手，如果你答应我不去抽烟，我以后可以考虑做你的老婆。
　　以后……那可不行，再说我是个男人，男人总得干点儿男子汉干的事吧？你总不想让我一身娘儿们气吧？
　　不管怎么样也不准你去抽烟，不准你去，就不准你去！
　　我还是去了。
　　第二节英语课的时候，连我在内的八个人蹲到了后山的亭子里。一人一根烟拿在手里，并不急于点燃而是都叼在嘴里，充分享受西部影片中的硬汉斜投在我们身上的光辉。
　　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，一个个都自觉其美。
　　就在我们互说自己抽烟的样子是“老板威风”，别人抽烟的样子是“狗熊啃葱”时，有人叫了一声，有人上山了。接着又有人大叫，是个女的。随后高明大叫，是岳瑛。
　　魏杰在这儿吗？岳瑛走到亭边问高明，刚问完她就看见了我。我那时正叼着烟，以一副自认为很“师”的架式居高临下地瞧着她。
　　你跟我回去！她走过来拉住了我的手，你跟我回去！
　　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周围就已经热闹非凡了。魏杰什么时候娶的媳妇？连和我们商量都不商量，也太不仗义了！这媳妇娶的可不好，还会跟踪，这哪行？魏杰，你这么怕老婆吗？连抽根烟也得请示吗？
　　你们给我闭嘴！岳瑛声嘶力竭的向他们喊，我在这里用“声嘶力竭”来形容她当时的样子可是一点儿也不过份。那种超越她以后化妆极限的相貌，我今天已经无法用笔墨来重现。我只记得当时那帮兄弟被她的样子和声音所惊呆了，一个个都傻乎乎地呆站着，不知该再干些什么。
她仍拉着我，你跟我回去！

自由鸟

我不愿被我的兄弟们瞧不起，就铁着脸甩开了她的手。我也不愿惹她生气，于是又对她说，我抽完这根烟就回去。
　　不准你抽！她一把就把我嘴上正叼着的烟扯了下来，并在手里挤碎了，你跟我回去！
　　我从行动上想当英雄的欲望便这样被抹杀了。刹那间，我觉得那些兄弟的眼光几乎要把我的脑袋压到厕所底下。我的自尊，如果说那是自尊的话，那我的自尊是被这样一组行动所维护的：我朝她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高明的烟，这是他好不容易才弄得的呀！你赔！你给我赔！
我边说着边推了她一把，只一把，可……她摔倒了！
　　她摔倒在沙石满地的亭子外面，一块尖利的石块擦破了她的膝盖，鲜血很快就渗了出来，这使得她雪白的长裙变得点点斑斑。她咬咬牙，站了起来。我本以为她会哭，可她没有。她对我说，你跟我回去，回去我赔你一盒烟。我本来想说我要“白良友”，可看着她白色长裙上的点点斑斑，就忍住了没说，默默的跟她走了回去。
　　回到课堂之后，我们没有再拉着手上课。
　　我从她的侧面望去，她小巧的鼻子在急促地一张一合。我觉得她那是在哭，虽然我没有看到她的眼泪，可我知道她那是在哭，而且哭得很伤心。于是我知道自己的那次“英雄”是当错了。
　　事后，那群目睹我被她拉走的兄弟都没有再耻笑我。我想这是因为岳瑛留了血的缘故，或者是她所暴露出的那种坚毅让他们敬佩的缘故。

　　第二次到她家是她请我去的，也就是在她摔倒后的第二天。那天是星期四，星期四下午学校规定是不上课的，这也是我到她家里玩的最好时机。中午一放学我便被拉着去了她家。午饭是在她家吃的，她做了我爱吃的红烧肉。吃饭的时候，她很严厉地让我洗手，而且还一遍一遍地检查，这让我不得不洗了三遍。她那严厉的口吻简直象我妈，甚至比我妈还要严厉。
　　你知道吃这顿饭的代价是什么吗？她在饭后问我。
　　是什么？要钱没有，要命舍不得。
　　你吃了这顿饭以后就不许再抽烟！
　　你怎么开始不说？你要开始说我就宁肯只过烟瘾。
　　烟对你那么重要吗？她拉着我手问我，你肯为了我把烟戒掉吗？
　　我又不是为了你才开始抽烟的，对了，你说过赔我烟的，还是一盒呢。你家的烟在什么地方？我边说边开始在她家里四处乱找。结果还真让我给找到了，在茶几上我找到了一整盒的“三五”。这种“三五”牌的香烟在“蓝金鹿”横行的年月里，在我们那帮口袋里以零钱见长的兄弟中，简直就是奇珍异宝。我拿起那盒刚开封的烟跟正刷着碗的她说，你说了还我烟的，我就拿这盒了。说着，我就叼上一根四处找火。
　　她猛地窜了过来，挥手打落了我叼着的烟。她手上沾带的水珠也不客气地挥到了我的脸上。我一颤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？
　　我说话当然算数！我可以把烟给你，但你一定要把烟全部还给高明，你不准抽。
　　你没看别人都抽？
　　别人抽是别人的事，和我无关！
　　那我抽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说这句话时，我被一种喜悦所包围了，那是一种足以让我刻骨铭心的喜悦。你真想做我老婆？我仍陶醉在那段喜悦中。
　　呸！她啐了一下，谁希罕做你的老婆？不害羞，你把烟给我，我去给高明。
　　我没理她，从烟盒里甩出一根烟，叼在嘴里。我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过烟瘾，只是觉着看她生气是一种享受。
男人怎么能不抽烟？男人不抽烟简直就是二尾子！你拿火来。
　　她涨红了脸，站在那里没有动，也没有再一次伸手来抢我的烟。
　　傻站着干什么？去，给我拿火去。
　　她仍没有动弹。
　　你倒是去呀！我伸手去推她。
　　你非要抽烟是不是？她问我，有了烟你就可以不要一切是不是？
　　也不是都能不要，起码火柴就得要，要是没火，烟有什么用？我没有意识到她在此时已经把脸装扮上了一种极为严肃的表情。
　　她跑一般冲到客厅，拿了一个打火机扔给我，抽吧！你抽吧！我看你抽！我打火机，她撅嘴。第一下没有打着火，她微笑。我打第二下，她又撅嘴。火机点燃，她嘴角开始抽搐。我点燃烟，吸一口后喷在她脸上。她盯了我半天，然后转身冲回自己的屋，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。
　　我随后而至。推开那扇门，我发现了一个全是春色所笼罩的世界：满墙的明星照，满橱的长毛绒玩具。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女性世界，满世界的春色不由让我窒息。可还没来得及仔细观赏，她便冲我大喊，你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走！你赶快走！她从伏在的床上爬起来，声嘶力竭地冲我在喊，你走！你走！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！你去抽你的烟吧！
　　那一刻我才发现平时温柔之极的女性身体中，竟能蕴藏着那么巨大、那么无穷的能量。
　　我离开了她家。出门时，她声嘶力竭的样子一直在我眼前晃动。于是我感到烟雾熏伤了眼睛，眼泪在眼中不停地打着转。这些眼泪在我走到楼下后就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。我知道这很不应该，这很不男人，可我还是哭了。我清醒的知道，自己和她一起拉着手上课的温馨时光以后是不会再重复了，那段日子已经永远滑出了我生命的轨迹。
　　事隔很多年以后，我才在一次同学的聚会中知道，她现在的父亲是她的继父，她的亲生父亲在她五岁那年就去世了，她父亲去世的原因是得了肺结核。
　　她母亲从小就和她解释肺结核是大量抽烟的结果。

　　如果时空能够清晰地刻印出过去，我一定会尽一切努力重新修改自己。
那一夜，我在初春的旷野中四处飘荡，接触到任何有质感的东西都毫无感觉，于是我知道自己是在做梦。我也确实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一个回到童年的梦。
　　那一年，我没有见到岳瑛；第二年，我没有见到岳瑛，第三年，我还是没有见到岳瑛……
　　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
　　据一个满眼都是羡慕的女同学说，她嫁给了一个不抽烟的德国兄弟，定居在了慕尼黑。
　　对于慕尼黑，我除了知道那是个盛产啤酒和酒鬼的城市之外，再一无所知。